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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人:admin    发布时间:2021.07.12 11:24:16

 

童年往事是一个人一生的财富。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童年二三事,对我干纪检、政工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!

那是1979年初春,大概是大年初七初八,我和爷爷天一放亮就出发去,要去离家二三十里路的原禹县(现禹州市)浅井公社鸡山用碗换高梁穗。当年爷爷近八十岁高龄了,我十一二岁的样子。

我拉着架子车,车上放着二三十轴各类的碗、盘和碟。路上,爷爷在小卖铺里,花一毛钱买了十个糖果。他留了两个,剩下的都给了我。

鸡山有个村在半山腰,五六里的山路凸凹不平的,可难为死我们一老一小了,一路走上去就歇了好几歇。等到了地方,身上的薄棉袄都要湿透了,几乎要拧出水来。我坐在车把上,总算松了一口气,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擦着满脸的汗珠儿,又拿出一块舍不得吃的糖果放在嘴里。

“碗换笤帚茅!”爷爷扛着两摞子碗,声音渐行渐远………

我把手插在上衣衣兜里,一个一个数着舍不得吃的糖果。哎,我吃了两块了,兜里咋还有七块呀?我在想可能是爷爷早晨只留了一块儿!

日当头了,爷爷忙了一阵子回来,一块儿吃从家里带来的干粮。春寒料峭,寒风习习,水壶里的水早已拔凉拔凉。临门的老奶奶看在眼里,步伐蹒跚地从家里端来了两碗汤面和两碗白开水来,爷爷执意不要。

老奶奶说:“天太冷了,一老一小的,吃点儿热饭、喝点热水暖和暖和吧!” 爷爷只留下了两碗白开水,我也不知道说声谢谢,只为老奶奶的举动所感动着。干粮吃完了,我张开大口喝水,啊!是一碗温白糖水……

在那个物资相对缺乏的年代里,一碗白糖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。25年后我曾去找过给我糖水喝的老奶奶,可惜老人家已去世十多年了,我拿出500块钱给她孙媳妇,让她买些贡品给老人,她孙熄妇执拗不要,说现在生活好了,都搬到山下住了,还盖了新房。这件事虽然过去四十年了,我一直在怀念着那碗白糖水。

日头快要落山了!爷爷看着堆了一满车的高梁穗,很会心地笑了。

“平忠,走吧!二十多里的山路,咱爷儿俩要摸黑儿了!”爷爷一边说一边栓绑着车上的高梁穗。我仰头望望,月牙已挂在天空,对爷爷说:“爷,没事,您看,有月亮哩!”

我顺手递给爷爷一个糖果,他说他还有。可上午来的时候,我明明看见他已经吃过一个了,咋还有呢?于是我问爷爷:“爷,你有两糖果,我咋有九个糖果呢?”爷爷说:“那可能是小卖铺弄错了,回去路过的时候再给人家一分钱。”

我们下山了,虽然月牙儿的光亮很微弱,但有总比没有好。到了卖糖果的小铺子,爷爷硬是让我给人家送去一分钱。爷爷说:“人家算错了,我们不能错。”

从山里回家一直是下坡,我让爷爷坐在捆绑好的车的上面,车尾不停地触地减速,一路儿走一路儿思索着白天的事儿……

我上小学四年级那年,秋季就要开学了。这天中午,父亲光着膀子很疲惫地从田间归来,坐在凳子上擦着汗珠儿喝着白开水。我很沉默地走到他跟前,说:“伯,开学了,要交五块钱的学杂费。”

父亲端起碗又喝了一口水,擦了一把汗,说:“好!知道了!”

第二天上午,我背上书包就要上学了,看着父亲在院子里忙忙碌碌的样子,我没有再开口,就站在院子里等……

看到同班的小伙伴们都走了,我小心翼翼地走到父亲面前说:“伯,我要去上学了!”

父亲没抬头,一边整理着手里的农具一边说:“下午回来拿吧!”

中午放学了,没见父亲在家,我心里惴惴不安的。过了午饭点儿,父亲才回到家,毛巾在肩上带着,湿漉漉的。我迫不及待地看着父亲,但是没敢去多问。

学校的预备铃响了,我坐卧不宁,心里虽然闷闷不乐的,但铃声响了,还是飞也似地跑去上课了。

等到下午放学的时候,我心急如焚,同学们都交过了。我回到家里,推门一看,惊喜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个大纸包,打开一看,里面包了一堆钱。我兴奋得差点蹦起来,赶紧数了数,连纸币和硬币共三十七张(枚),三块钱,交学杂费还差两块呀!我心里又郁闷了……

天黑儿的时候,父亲才从地里回来。看着父亲整日忙碌辛苦的样子,我实在没法儿再催促。

父亲仓促地吃过晚饭,就去邻居八叔家了,我尾随其后看个究竟。八叔在公社教办室工作,他们拉了一会儿家常,父亲向八叔提出借两块钱家里要急用,说用两天就还。我知道,父亲是不轻易向别人张口的人。

第二天,我心里沉甸甸的,拿上家里的三十七张(枚)和从八叔那儿借的四张五角的两块钱,共四十一张(枚),五块钱,交了学杂费。

隔了一天,父亲把母亲攒下多日舍不得吃的二斤鸡蛋卖了,立马还了八叔。父亲说:“说好的两天还,就得两天还!”

 

在我小的时候,一家十三四口人,劳动力少,张口吃饭的多,家里非常困难。

每天早晨母亲烙馍的时候,都是准备两块儿面,一块是红薯渣、红薯干和玉米面和成的,大家伙儿吃的,另一块是是玉来面掺少量小麦面和成的,是做给年迈的爷爷、奶奶吃的。

烙馍时先烙大家伙儿吃的,最后烙爷爷奶奶吃的。红薯渣面的很难吃,我很想蹭吃给爷爷、奶奶烙的大馍馍。

母亲一边烙着一边翻着,小饼饼烙完了,该烙大馍了。我站在门口,看了好一会儿,终于鼓足勇气走了过去,刚一伸手,“梆!”母亲手里的小幹杖敲在了我的头上。

我站在那里,纹丝不动,随着一股刺痛在头顶,一个大血包鼓了起来。我眼里噙着泪儿,没敢离开那儿。

母亲厉声说:“给你说过多少回了,也敲过你的手,咋还没记性!”

爷爷走过来,看着我母亲说:“孩子还小呀!”顺手拿了个大馍馍,在上面摸了一些猪油,撤了些盐,递给我,拉着我走了。

“不该拿的不能拿!”母亲这一棒,我记了几十年。

 
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到煤矿参加工作了,从一线工人做起,当班组长、团支部书记;当矿团委书记,综合办公室主任;当矿纪委书记,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十多年;后来又当矿党委副书记、党委书记。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,但“一分钱、一碗水、五元学费和头上的包”犹如人生的一盏盏明灯,指引并激励着我人生的每一步,一直在督促我好好做人,好好做事。

(作者单位:神火股份泉店矿)